民國時期的著名中醫(yī)學家謝觀說，中醫(yī)在漢唐之前“所重者術而已，雖亦言理，理實非所重也。宋以后之醫(yī)家，乃以術為不可恃，而必求其理。”唐以前的中醫(yī)學重視實用技術，也講道理，偏重于經(jīng)驗復制，道理主要用來解釋。到唐以后，中醫(yī)學開始重視理論研究，力求先把道理搞清楚，然后解釋、概括和推導實用技術。這樣一來實用技術就千變?nèi)f化，又萬變不離其宗——技術背后的那個道理。

　　從重“術”到重“理”，被認為是中醫(yī)學的一次大飛躍，而這種飛躍與宋明以來思想界理學的興盛有很大關聯(lián)。宋明理學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探究本源，即《周易》所謂的“窮理盡性”，這一思路被運用于研究人體生命，于是就出現(xiàn)了一批既精通《周易》又通曉醫(yī)理的大家，中醫(yī)學界稱之為“易醫(yī)”，而明代的張景岳（張介賓）就是“易醫(yī)”的杰出人物。

　　張景岳認為人體生命的根源在“先天”元氣，這種元氣由遺傳而來，通常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衰弱，人到中年就衰減掉一半了。

　　按照張景岳的理論，人是“先天強厚者多壽；先天薄弱者多夭”，即遺傳素質好則容易健康長壽；遺傳素質差則容易短命夭亡。在先天稟賦基礎上談養(yǎng)生，“后天”才能有所作為，“后天培養(yǎng)者，壽者更壽；后天斫削者，夭者更夭”，遺傳素質好，又對健康善加呵護，就更加長壽；遺傳素質差一些，又不太注重養(yǎng)生，就更難長壽。同時，張景岳認為“先天之強者不可恃，恃則并失其強矣；后天之弱者當知慎，慎則人能勝天矣”，非常強調(diào)養(yǎng)生行為中人力的作用。仗著身體好而隨意妄為，毀傷健康，原來的好素質也會失去；惦記著身體弱而謹慎調(diào)養(yǎng)，慢慢就會轉為強壯，就“人能勝天”。

　　所以，在張景岳看來，人如果不能長壽健康，多數(shù)是咎由自取。分析起來不外乎三方面的原因：“天刑”、“地殺”、“人禍”。“天刑”就是天時不利，比如氣候反常；“地殺”就是地利方面的不利因素，比如干旱、水澇；“人禍”是人為的因素，比如戰(zhàn)爭中受傷。前兩者屬于“天災”，人很難改變，但能想辦法消除危害或適應變化，而后者又是能自己控制的。這樣一分析，張景岳就得出一結論：自作孽，不可活——不健康都是自己“作”出來的。比如——

　　• “困于酒者”，好酒貪杯的，會導致勞損、郁結、淫溺等病癥；

　　• 處心積慮，思慮過多的，容易導致精氣神渙散；

　　• 恃強好勝或者逆來順受的，容易損傷肝脾；

　　• 沉迷功名，好高騖遠，趨炎附勢的，容易勞心過度而生病；

　　• 有事沒事喜歡找醫(yī)生看病的，容易碰到庸醫(yī)，結果越治越壞。

　　于是，人就要注意自己的思想、行為，也就是要講求“四慎”——“慎情志可以保心神，慎寒暑可以保肺氣，慎酒色可以保肝腎，慎勞倦飲食可以保脾胃。”

　　怎么“慎情志”？歸根到底就是“為善”、“誠信”。比如張景岳說：做好事幫助人使別人快樂、幸福，自己也就快樂、幸福；做人做官不能貪鄙，不能干傷天害理的事，更不能強取豪奪；君子取財有道，等等；如果為富不仁，甚至欺天枉法，就必然會害人害己，怎么能保生與頤養(yǎng)天年？

　　怎么“慎寒暑”？其實就是注意天時更迭，天氣變化時要小心應對，不能粗心大意，比如乍暖還清冷，就要好好將息，不要動不動就讓自己感冒了。

　　怎么“慎酒色”？喝“酒”也要講“辨證論治”，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有確切的數(shù)據(jù)表明，那些所謂喝酒“上臉”的人，如果飲酒不節(jié)，得食管癌的風險要比不飲酒的情況高6到10倍。但是我們世界范圍里，“酒文化”又在很多地域風行。不過，為了健康，喝酒還是要有節(jié)制，最好在醫(yī)生的指導下飲用。

　　怎么“慎勞倦飲食”？這其實是現(xiàn)代人最難做到的，總是能找到諸多借口，讓自己很勞倦，讓自己飲食不規(guī)律。不過，張景岳推薦的原則總是很簡單，比如飲食勿偏、饑飽適宜、防勞慎色，等等，就看是不是真的上心去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