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接 張仲景經(jīng)歷的“大疫”：《傷寒雜病論》中的傷痛記憶（一）

建安七子與建安二十二年大疫

建安并不平安。這場被張仲景命名為“傷寒”的瘟疫時斷時續(xù)，影響頗久。挺過傷寒大概全靠人的免疫力，一直到建安二十年前后，依舊能看到這場疾疫的影響，可在正史的記錄中只有一句話“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”。除了“大疫”兩個字，我們很難獲得別的什么內(nèi)容。其實這就是古代有關疾疫記錄的一個縮影，你很難在里面找到疫情背后的民眾，也很難看到政府能有什么實際的救濟措施。曹植寫了一篇《說疫氣》，共103字，讓后世的人們對這場瘟疫，能稍有了解：

建安二十二年，癘氣流行，家家有僵尸之痛，室室有號泣之哀，或闔門而殪，或覆族而喪?；蛞詾橐哒吖砩袼鳌７蝾敬苏?，悉被褐茹藿之子，荊室蓬戶之人耳。若夫殿處鼎食之家，重貂累蓐之門，若是者鮮焉。此乃陰陽失位，寒暑錯時，是故生疫。而愚民懸符厭之，亦可笑。

在當時的醫(yī)學知識背景下，稍有文化的人對疫癘的認識都是“陰陽失位，寒暑錯時”。這好比很多人看到冠狀病毒肆虐武漢三鎮(zhèn)，突然想起這個冬天有點太暖，總是覺得天氣有點奇怪?？墒黔h(huán)球同此涼熱，冠狀病毒為何就青睞華南海鮮市場？有的人“以為疫者鬼神所作”。在曹植講述的語境里，這些人就“低端”了。宗教界的神職人員也一般持有這樣的看法，東晉葛洪《神仙傳》說“先是蜀中魔鬼數(shù)萬，白晝?yōu)槭?，擅行疾疫，生民久罹其害”。張道陵入蜀后厲斥鬼眾，流放群魔，“于是幽冥異域，人鬼殊途”。建安二十二年“癘氣流行”導致“家家有僵尸之痛，室室有號泣之哀，或闔門而殪，或覆族而喪”，這與他父親曹操所描述的“白骨蔽于野，千里無雞鳴”處于同樣的歷史時代。仔細琢磨一下這個畫面，真是凄慘至極，大疫加戰(zhàn)亂，“生民百遺一，念之斷人腸”。有的民眾實在沒有辦法，就“懸符厭之”。曹植說他們是“愚民”，深覺可笑。

曹植像

在疾疫面前能提供“符”的人大概也就是像張角這樣的民間“巫覡”。張角“符水咒說，以療疾病”，《張魯傳》裴注引《典略》說：“初熹平中，妖賊大起，漢中有張修為太平道，張角為五斗米道，太平道師持九節(jié)杖為符祝，教病人叩頭思過，因以符水飲之。病或自愈者，則云此人信道。其或不愈，則云不信道”。人類歷史上總有太多驚人相似的一幕。麥克尼爾的《瘟疫與人》曾談到14世紀基督教全球發(fā)展與黑死病流傳的關系，在疾病的恐慌中被嫌棄的人群，基督教給他們提供了精神歸宿。在東漢末年，道教大概也有類似的庇護和安慰功能。也不知道曹植嘲笑的背后究竟擔心什么？他們曹家人對十余年前張角率領的“黃巾軍”并不陌生。他爸爸也是因為收編“服符水”的青州黃巾，進而天下無敵。事實上，他的父親曹操何嘗不是“不問蒼生事鬼神”？細菌、病毒這些微生物本來沒有“階級”，可是在曹操兒子曹植的眼里，罹患疾病的都是“被褐茹藿之子，荊室蓬戶之人”。他的意思很直白，就是窮人易得病。而“殿處鼎食之家，重貂累蓐之門”，似有神助，鮮有遭難，這是典型的疫情血統(tǒng)論。他沒有把疾癘流行的原因完全歸結于“甕牖繩樞”之子，已算是筆下留情。其實仔細想想“鐘鳴鼎食之家”和“甕牖繩樞之子”誰更愛彎弓射大雕，銅鼎煮野味？魏武王常用格虎大戟難道不是證明嗎？

曹植還寫過一首詩歌叫《名都篇》，充分證明“重貂累蓐之門”放鷹逐馬，餐食野味的情形：

名都多妖女，京洛出少年。寶劍值千金，被服麗且鮮。斗雞東郊道，走馬長楸間。馳騁未能半，雙兔過我前。攬弓捷鳴鏑，長驅上南山。左挽因右發(fā)，一縱兩禽連。余巧未及展，仰手接飛鳶。觀者咸稱善，眾工歸我妍。歸來宴平樂，美酒斗十千。膾鯉臇胎鰕，炮鱉炙熊蹯。鳴儔嘯匹侶，列坐竟長筵。連翩擊鞠壤，巧捷惟萬端。白日西南馳，光景不可攀。云散還城邑，清晨復來還。

事實告訴我們，鐘鳴鼎食之家，也并不能幸免。在曹植哥哥曹丕的記錄中，他們“曹家人”的貴族朋友圈建安七子，有四個“文藝青年”都死于建安年間的瘟疫。與曹植這篇充滿偏見的文字相比，人們更喜歡他哥哥曹丕的文章，除文辭典雅外，里面至少能讀到“同情心”。曹丕有兩篇文章，一篇叫《典論·論文》，一篇叫《與吳質書》，因記錄“建安七子”的文學才華，廣為人知。在《典論·論文》中，曹丕稱贊七個文學青年才華絕倫：

今之文人：魯國孔融文舉、廣陵陳琳孔璋、山陽王粲仲宣、北海徐干偉長、陳留阮瑀元瑜、汝南應瑒德璉、東平劉楨公干，斯七子者，于學無所遺，于辭無所假，咸以自騁驥騄于千里，仰齊足而并馳。以此相服，亦良難矣！蓋君子審己以度人，故能免于斯累，而作論文。

在《典論·論文》的最后，曹丕提到了建安七子的死亡，“融等已逝，唯干著論，成一家言。”在《與吳質書》中，曹丕進一步說到建安七子的死亡是因為“昔年疾疫”，也就是建安二十二年前后的大疫。

昔年疾疫，親故多離其災，徐、陳、應、劉，一時俱逝，痛可言邪？昔日游處，行則連輿，止則接席，何曾須臾相失！每至觴酌流行，絲竹并奏，酒酣耳熱，仰而賦詩，當此之時，忽然不自知樂也。謂百年己分，可長共相保，何圖數(shù)年之間，零落略盡，言之傷心。頃撰其遺文，都為一集，觀其姓名，已為鬼錄。追思昔游，猶在心目，而此諸子，化為糞壤，可復道哉？

其實，徐、陳、應、劉諸位并不知道，他們在大疫面前絕不應該“行則連輿，止則接席”的親密接觸。，也不應該“絲竹并奏，酒酣耳熱”的觥籌交錯。不知道“仰而賦詩”，直噴的飛沫對他們的共同感染有多大影響。說不定自視血統(tǒng)高貴的他們中間就有一個超級傳播者——“毒瑪麗”。曹丕參加“文學沙龍”，肯定會接觸細菌、病毒，最終沒有發(fā)作，證明他顯然是基因篩選的幸運者。在四個朋友去世的這一年，性格乖戾的曹植就逐漸失寵，后來哥哥曹丕正式成為魏武王世子。這么說，建安二十五年曹丕正式稱帝，也有微生物放過的偶然因素。

未完待續(xù)，來源《澎湃新聞》